（本文作者为 观潮新消费，钛媒体经授权发布）

文 | 观潮新消费

2025年10月19日晚，浙BA城市争霸赛赛程过半，诸暨主场迎战余姚的比赛是该赛事的第100场比赛。开赛之前，双方球员互赠礼物，诸暨队送出的是一份印有“余姚队”字样的礼盒，盒中有5双篮球袜。

图片来源：绍兴晚报

穿大唐袜，打“浙BA”。浙BA城市争霸赛期间，由诸暨市袜业协会牵头，缘锦针纺和丰悦针纺两家本地企业联合打造了1万双篮球袜，这款篮球袜为球员量脚定制，整合十多项专利，代表着全球袜业顶尖水平。

诸暨大唐素有“国际袜都”之称，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袜业产业集群，覆盖从袜机研发、原料织造到成品加工、营销物流的全产业链。诸暨年产袜子超250亿双，占全国产量的70%，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，制袜相关企业上万家，营销网络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同时，诸暨贡献着国内超九成袜机，牢牢占据全球袜业制造、研发的重要席位。

从顶奢门店到带货直播间，全球每三双袜子就有一双来自诸暨。全世界的目光伴随着订单一同汇向诸暨，但诸暨却没能把利润留在这里。

全国不动，诸暨蠢蠢欲动

诸暨，浙江省辖县级市，由绍兴市代管，地处钱塘江以南、会稽山西麓，东、南、西三面环山，中部是浦阳江河谷盆地，北部则是河网密布的湖田。全市陆域面积2311平方千米，但格局却是七山一水二分田，山占了七成，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沿海县市。根据2019年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，2017年诸暨人均耕地仅0.6亩，有限的耕地常年倒逼当地人寻求非农出路。

要想富，先修路。诸暨自古有“婺越通衢”之称，20世纪50年代修通的杭金公路南北穿境，一头连着杭州，一头连着金华，在大唐与绍大公路交会，南边十多公里外就是义乌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每当有长途汽车经过这处交通要冲，四周的庄稼地里总会冲出一帮人，她们一手挎篮一手攀车窗，向过路的司机和乘客兜售尼龙袜。

图片来源：诸暨发布

这种在规则边缘试探的行为，是当地人的性格使然。诸暨人被称作“木柁”，意指性格憨厚、率真、耿直的人，具体表现为“咬定目标不放弃、义无反顾不张望、知难而进不畏难”。这里流传过一句话：“全国一动，诸暨先动；全国不动，诸暨也蠢蠢欲动。”

地少，光靠田里那点收成养不活一家人，家家户户都得另找活路。20世纪70年代，在还没“大唐镇”这个建制的时候，诸暨大唐一带的袜子产业开始萌芽。

早在1930年，草塔莼塘村赵家就从上海买来了两台日本生产的手摇织袜机，杨婉珍自学成才，以织袜为生。43年后，当地创办草塔袜厂，说是社办工厂，其实只有几间破屋、几台破旧的手摇袜机而已。公社书记亲自上门邀请赵茂全出山，担任草塔袜厂的机修工。赵茂全是杨婉珍的儿子，也是她的学徒。

草塔袜厂办起来后，距这个厂不到5里路的钟家村（现属暨阳街道）也引进了10多台手摇袜机，办起了队办袜厂，生产尼龙袜。随后，大松村在钟家袜厂的帮助下，从东阳购进3台旧袜机，创办了大松袜厂。1977年，城山公社出面创办城山袜厂。

据新华社报道，当时生产队按工分计酬，一个农民一年挣不到100元，而一台手摇袜机一天能出五六十双袜子，每双利润1元，机器转两天，收入超过生产队干一年。当时，除了当地的百货公司，湖南、江西的供销社都派人远道而来，放着定金等货。

在1978年之前，家庭办厂还不被政策允许，一台手摇袜机要140块钱，一个人在生产队不吃不喝干十年才买得起。很多亲戚邻里凑钱买机器，晚上一起织，第二天照常出工。

1999年成立的诸暨市袜业协会，首任会长洪冬英就出自这样的家庭。1978年，洪冬英家攒够了1000元钱，从浦江县买来3台手摇袜机，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偷偷干了起来。当时，洪冬英在中学担任教师，月薪23元，家里的袜子生意每天收入500元，她的父亲劝她考虑辞职。

1980年，洪冬英辞职下海，亲历了诸暨袜业转型的重重浪潮。她创办浙江袜业有限公司，大胆引进30台意大利全电脑袜机，年产丝袜2200余万双，当年收入500余万元，这次关键技改深刻影响了当地袜业，推动大唐袜业集群迈入电脑化生产新阶段。

买得起袜机的农户属于经济条件较好的，更多的农户只能购买改装的线袜机。

大唐街道开元社区大松村人张金灿，曾是袜厂机修工，自学了大学数理化课程。据诸暨本地媒体报道，他白天在袜厂上班，晚上在家装配袜机，前前后后有五百多台袜机从他手里传递到各家各户，诸暨袜业的第一桶金，就这样散落向民间。

1986年时，大唐尚未成为一个镇，在绍大公路与杭金公路连接处，大唐街道的袜业已初具规模，路边的原料、袜子的交易绵延600多米，2000多台电动袜机已经遍及大唐庵周边20多个村。据顾伯生回忆，“那时义乌的商贩都背着钱来大唐收袜子，袜子织多少就能卖多少。”

1987年的路边市场；图片来源：诸暨发布

1988年，为顺应产业发展需要，诸暨合并城山、柱山两乡设立大唐庵镇，袜业被确立为全镇支柱产业，民间也将这一过程概括为“因袜设镇”。1992年冠山乡并入，镇名简化为大唐镇。镇名取自清代古庵“大唐庵”，新镇建制的设立正是为了承接、助推袜业产业腾飞。

在遥远的大洋彼岸，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佩恩堡从1907年开始做袜子，产量一度达到全世界的八分之一，曾经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袜都。而在2004年，大唐产袜90亿双，佩恩堡只有10亿双。

2005年4月10日，美国《洛杉矶时报》刊文《中国的战略使它在袜都之战中占据上风》，称这个江南小镇挫败了有百年袜业史的美国小镇佩恩堡，“世界袜都”的名号从此易主。

文中提及了一组关键对比：在佩恩堡，一台意大利织袜机坏了，可能要等两个月才能拿到新部件；在大唐，只需要半小时。

而按照洪冬英的总结：“从‘提篮小卖’到‘世界袜都’，我们只用了30年时间。”

订单来了，利润没来

“为何诸暨袜业先于义乌起步，且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，却没能像义乌一样，成为大牌聚集地？”

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在2020年12月7日的报道中提出了这个问题，直指大唐袜业长久以来的痛点，即“大唐产、义乌卖”的格局。

据《诸暨日报》2019年的报道，当年工商、税务两边重复收摊位费和税费，买卖双方不断改变交易时间躲避，最后一批袜农离开大唐，转去十多公里外的义乌卖货。这里的“当年”，约为1982年‑1984年。

大唐人南下义乌，逐渐形成了义乌最早的袜子市场，此后很多年里，大唐的袜子要借道义乌出门。到1990年，每天有12班车从大唐直达义乌，每年有3亿双袜子从这条公路上运过去。

诸暨也曾火速补课。1991年，第一代大唐轻纺市场开业，拥有397个原料摊位和1515个成品摊位。2002年，占地400亩的大唐轻纺袜业城建成开业；到2009年，市场成交额达到110亿元。

图片来源：诸暨发布

补得不算晚，只是渠道格局已经固化。《新华每日电讯》那篇报道里提到，大量义乌袜企在诸暨下单，大量诸暨袜企把义乌当作出海口。按照浙江永新集团总经理金光琦的说法，“即使义乌的浪莎，也是大唐的袜厂代工的”。

据诸暨市经信局2026年7月对市政协第60号提案的答复，2025年全市袜业产值超750亿元，全市制袜企业上万家，产量超250亿双，占全国的70%、全球的三分之一。

而按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口径，是另一组数字。据《2025年诸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2025年诸暨袜业规上工业企业共261家，实现规上工业产值219.66亿元，同比增长1.7%，利润总额‑0.86亿元。在六大主导行业里，袜业与纺织服装是仅有的两个利润为负的行业，而袜业亏得最多。

一个年产250亿双袜子、袜业产值超750亿元的世界袜都，261家规上企业合计仍然是亏钱的，这不能简单理解为“袜业不赚钱”。制造与销售的分离，提前写好了利润分配的比例，庞大的产能和产值并不会自动留在制造端工厂的账上，赚到钱的是掌握订单、商标和渠道的人。

据Mordor Intelligence全球袜业市场分析报告，2025年大众价位袜子占据全球袜子市场68.88%的销售营收，是市场的绝对主体；报告对这一赛道的描述是进入门槛低、仿冒普遍且缺少全球主导者。与之相对，高端品类虽然营收占比有限，但2026至2031年的复合增速预计达到5.19%，快于大众品类。

全球袜业呈现明显的价值分化：大众品类撑起市场规模，利润却十分稀薄；体量不大的高端功能赛道攫取行业相当一部分收益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大唐袜业绝大部分产能就落在大众与中低端代工赛道，为海内外品牌做OEM、ODM生产，依靠走量获取微薄制造加工收益。

刘训林曾分享过拿下沃尔玛订单的过程，据他所说，沃尔玛的采购方非常专业，会从一双袜子需要多少纱线、纱线的成本，一路倒推出袜子的成本，价格因此被压到极低。

刘训林毕业于湖南工程学院针织专业，1999年来到大唐创办浙江泰荣针纺集团，是当时大唐众多袜企老板中难得的科班出身。来此之前，他曾任广东国营袜厂的分厂长，有丰富的外贸经验，泰荣为耐克、阿迪达斯和彪马做袜子代工，是大唐袜业产业集群中第一批通过沃尔玛“验厂合格”的袜子生产加工企业。

被一路倒推出来的价格，锁定了这门生意的上限。在代工模式下，原料材质、配比、工艺标准均由客户决定，生产商能做的，只能是找到更便宜的原料，和更廉价的人力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服饰行业内，袜子品类很难孕育独立大品牌。成熟服装大牌不需要从零搭建产业链，依托外包代工，就可以轻松新增一条袜子产品线，借已有品牌势能迅速占领市场。反观专门做袜子的企业，想要向外拓展服饰其他品类却壁垒重重。

这种行业鄙视链客观存在：跨品类向下做袜子门槛很低，从袜子向上突围做大服饰却异常艰难，进一步压缩了本土袜企成长为独立头部品牌的空间。

据浙江省质量基础设施“一站式”服务平台的梳理，过去大唐织袜企业大部分是简单的贴牌生产，出口占90%以上。当地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：大唐袜业“成也订单、败也订单”。

诸暨大唐真正拥有的是一个地域品牌。经济学家钟朋荣一语中的：分散了，大唐有数以万计的形形色色的袜业企业；集聚了，便是一个举世无双的袜业超级集团，这就是一个地域品牌。据中国文明网浙江站2021年的数据，“国际袜都”这个区域品牌价值达1100亿元。

图片来源：诸暨发布

但地域品牌不是企业品牌，消费者认的是“国际袜都”这四个字，不是其中任何一家工厂。

机器自己造，买家自己找

从挎篮叫卖，到为每一只脚定制的篮球袜，诸暨大唐袜业没有停止求新求变。

“变”的主线是清晰的。从买别人的机器到自己造机器，从买别人的纱线到自己造材料，从把货交给路过的商贩到自己找买家，这条主线一直是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，目标是将利润更多地留在这片土地上。

“袜痴”顾伯生，堪称这条路径上的“活路标”。20世纪80年代，顾伯生家里有一位亲戚在上海国营纺机厂担任技术员，每周会回一次诸暨老家，走街串巷维修袜机。为了学技术，顾伯生成了“司机”，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这位亲戚，驮着他上门修袜机。那是1988年，顾伯生只有15岁，“骑车骑得把裆都磨破了。”

2000年左右，顾伯生用借来的50万元，从一家即将倒闭的广东国营袜厂拍下150台袜机，从而拿到了第一桶金。顾伯生痴迷于袜机，如今他是大唐袜业研究所所长、海润精工董事长，他的两个仓库里堆着数百台各时期的袜机，百年以上的有50多台，最早几台造于1840年，其中一台捐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袜机的账，是诸暨大唐最实在的一本账。一体化袜机最早只有欧美企业能造，一台20万到30万元。2015年底，海润精工研发出国产的全自动“织翻缝检”智能一体袜机；按照2025年4月《经济日报》的报道，其单价已由最初的30万元降到8万元左右，国内市场份额约95%。

据顾伯生讲述：“生产一双袜子，都像是从一楼走到五楼，国外的同类袜机是走楼梯上去的，我们的一体式袜机是乘电梯上去的，中间环节少。”

便宜下来的背后是技术。顾伯生桌上摆着一排形状各异的针，他左手挑一根、右手挑三根说：“将纱线织成袜子，一台全自动智能袜机要实现多个功能，海润袜机用一根针搞定，但罗纳地要三根。”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副会长瞿静的评价是：“凭借一根针，实现全部功能，这是袜机革命的一次飞跃。”

图片来源：诸暨发布

2019年6月，大唐镇、草塔镇建制撤销，合并设立大唐街道。

据诸暨市政协第60号提案答复，诸暨全市已建成296个袜业数字车间；而据浙江在线2025年9月报道，仅大唐街道一地，截至2025年8月底就已拥有织缝翻检智能一体袜机等智能装备2万余台套。据新华网浙江2025年9月报道，2025年6月发布的AI袜业设计大模型“爱花型”，可将设计效率提升80%、设计成本降低60%至70%。

一个车间里发生的事比官方数字更有体感。据诸暨市经信局2021年7月的那份人大提案答复，浙江秀欣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MES制造系统改造8条生产线后，“员工减少67%、单机产量稳定提高14%、单台袜机效益增加1250元”。

另一个关键是原材料。1984年，金银焕揣着1000元钱偷偷到海宁买涤纶丝，运回大唐一转手净赚3000元。按照《经济参考报》的说法，“大唐又多了一支买卖原料的农民大军”。1998年，他办起诸暨第一家包覆纱厂。他的儿子、浙江永新集团总经理金光琦说：“生产锦纶的基地不久就从原先的海宁转移到了大唐。”

2013年，刘训林投入5000万元买断东华大学的珍珠纤维产品发明专利；2015年，他创办“珍珠生活”。据《绍兴日报》2025年9月报道，这家公司把山下湖的淡水无核珍珠磨成极细粉末与纤维结合，多次水洗也不脱落，每年消耗20吨淡水珍珠。

山下湖的产量和大唐的袜子，被这个数字焊在了一起。诸暨是“珍珠之乡”，全市淡水珍珠年产量占全国的80%、全球的73%以上；2025年，全市珍珠全产业链产值达520亿元。

工厂端在换机器和材料，市场端则在换路线。

浙江和茂盛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仁勇，早年曾做了8年外贸贴牌代工，一双袜子利润仅两毛钱。他曾提到，“老外叫大唐袜是‘垃圾袜’，出个低价就找人代工。本地袜企没有定价权，没有议价权。”

2015年，陈仁勇下决心转向自主中高端功能运动袜赛道，从功能性方面走出差异化路线，从而打造自主品牌“阿格莱德”。其产品覆盖篮球、跑步、滑雪等项目，除了运动袜，后来又开拓出保健袜、时尚袜、特种袜等品类，被视作大唐袜业集群转型升级的“代言人”。

陈仁勇算过一笔账：“之前代工一双袜子赚2角钱，这个利润还算是高的。现在我们一双篮球袜可以卖上百元，相当于过去的500双袜子。”

普通批发袜每双三四元，专业篮球袜能卖到上百元，如今功能袜已成为大唐袜业升级的一个主流。

跑出来的本土品牌开始有了名字：卡拉美拉、棉竹屋、一只鱼、阿格莱德、东方缘、华诗秀、凯诗利。据诸暨市经信局2021年7月的那份人大提案答复，全市有1300多家袜企在产品标签上使用“大唐袜业”标志，并衍生出中国驰名商标17个。

销量也在往上走。据《浙江日报》2024年报道，只做基础款中筒袜的“一只鱼”，单款半年全网卖出1.2亿双，最高单月销售额2.26亿元。2025年双11，棉竹屋电商订单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。

品牌化代表着新的销路。大唐袜业城里落地了跨境选品展示中心、多语种直播矩阵和外贸合规服务中心；袜业城还在建设集快递物流、摄影、直播服务于一体的新零售服务中心，大量MCN公司和直播公司在大唐袜业城周边落地生根。

这些牌子分散在各个直播间和店铺里，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出自同一个县城。对于诸暨而言，将“国际袜都”1100亿元的品牌价值重新散入千万家，比让消费者知道袜子的产地更重要。

结语

诸暨人对自己的解释一直是那个词：木柁。

民俗研究者王少敏在《经济参考报》2012年4月18日的报道里写过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：“因其‘木’，诸暨人用麻袋装着珍珠，邋里邋遢地就敢闯香港，缔造了全球淡水珍珠神话；因其‘木’，诸暨人提着菜篮子坐上火车搭上汽车去叫卖，硬是书写出了世界袜都的传奇。”

木，是不大会算的意思。会算的人看不上这笔生意：一双袜子从赚两毛做到赚两分，这不值得。不会算的人不看单价，他们只管把机器开起来，把东西做多，然后堆上去过磅。几十年来，“把东西做多”一直是这座县城最擅长的事，也让他们在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禀赋的条件下，把一双袜子卖到了全世界。

2025年11月23日，《浙江日报》刊发《“不等式”新解法》，开篇写道：“10亿双袜子换不了一架飞机。”这是新世纪初形容浙江产业低端的经典比喻。

据统计公报数据测算，2025年诸暨六大主导行业规上利润合计48.70亿元，其中智能装备制造24.80亿元、铜加工及新材料22.57亿元，两项合计47.37亿元，占97.3%；其余四项——环保新能源、袜业、纺织服装、珍珠——加起来只有1.32亿元，还是被两个负数拉低后的净额。

这座县城真正能挣钱的是“装备”和“铜”两条腿，而最出名的那张名片，在利润表上贡献的是一个负号。接下来要走的是更难的路，把面子变成里子，用新的分工留住更多利润。

更多精彩内容，关注钛媒体微信号（ID：taimeiti），或者下载钛媒体App